能修不换

杂志记1010

重新思考我们和物品的关系

我总是喜欢新东西,无法忍受一件物品的陈旧,一旦它有点故障,或者不再“新”了,我就会想把它换掉。这或许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带给我们的一种观念,什么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维修或忍受。

这种想法可能会从物转到和人的关系身上,当和一个朋友或恋人产生了隔阂,我们就想放弃关系,重新找一个朋友,或者重新开始一段恋情。好像友谊和爱情也像网店里的链接,常点常新。

这种想法也可能从个人转移到群体和社会上,一栋房子旧了,我们把它炸掉重建,一座桥旧了我们把它拆了重建。而翻新,改造,修整却让人觉得厌恶。英语里有一个说法叫Get my hands dirty,指着手去干什么事,而我认为我体会到的这份厌恶的情绪,就是对dirty的厌恶。旧的就是脏的,旧的就应该被清除,一切都应该是新的。

也许,这种想法最终也会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无法接受自己在老去,无法接受自己的陈旧,永远想要年轻,永远想要追逐最新的时尚,最新的潮流,生怕被落下。

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一辆列车,而我们不在车上,我们在车的后面拔足狂奔。

那么,谁在车上呢?

工人阶级与右派

左派常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从理论根源上来说是这样的,左派思想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主义,而站在资本家对立面的就是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那么左派代表工人阶级理所应当。但事实上问题要稍微复杂一些。

工人阶级可以大体分为城市工人和乡村工人,城市工人阶级确实大量被左派代表,他们看到了资本家奢华的生活,联系到自己不堪的处境,明显地感受到被剥削。但是乡村的工人阶级却不同。

几次大选结果表明,法国乡村的选票大量流向极右政党,这使得左派政客叫苦不迭,说自己的阵营失去了这部分自己的选明。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失去,而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

在乡村里,工人的身份以外,他们还是乡里乡亲,还是家里的父亲或者孩子。在父权制家庭传统的系统之下,工作的价值是被强调的,一个(男)人不工作会被同乡人看不起,一个(男)人不但不工作,而且还领失业补助,那么就更丢人了。所以,左派增加失业补助金之类的政策是无法打动这部分选民的。

相反,他们由于生活空间相对闭塞,对于外界的变化接受程度更低,对移民和全球化等议题的态度相对保守,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的选民。

这再次说明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分析工具,只从阶级一个方面来看待问题,可能会错失焦点。

该不该抵制卡塔尔世界杯

原因:劳工权益,性少数群体权益,环境危害

康德:该。关注本身就是在支持卡塔尔,支持它侵犯人权的行径,所以必须抵制。可是我一个人抵制有用吗?这不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只需要面对我的良心。

休谟:该,但是我不相信康德的理性。我认为人不具备理性,而应该相信感性。当我想到这些工人在严酷的环境下死去,当我想到性少数群体在卡塔尔会受到系统性的歧视,当我想到这样的比赛会排放多少CO2,加剧气候恶化的步伐,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厌恶,这种厌恶的情绪会让我选择不看比赛。……可是看比赛时候产生的激情也是我的感性使然,而如果这份期待和激情压过了我之前的厌恶情绪呢?

边沁:不该。我追求的是所有人的最大善,所以当我看到卡塔尔在压迫劳工,伤害性少数群体,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会抵制,因为它违背了善的目标,这样的行为只会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伤痛,我坚决反对!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了,成本已经沉没了,抵制它无法改变过去的事实,而反而会使得这些场馆发挥不到它本来的作用,让运动员得不到他们本应拥有的关注,让观众无法在比赛中体验快乐,反而让他们纠结、痛苦,这无疑为人类再一次增加一次伤痛,更加背离了我的目标!

Ruwen Ogien:不该。我信奉“最小道德”,在我心中最小道德就是: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在家里看电视直播一场比赛,我实在是想不到它会伤害到谁?我不大喊大叫不影响邻居还不行吗?为什么要抵制呢?

康德:你给我站住……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做,都选择在这样的恶行面前噤声,那么所有独裁者都可以为所欲为,所有强权都可以压迫弱者,这真的是一个你向往的道德良善的社会吗?

梅洛尼与切斯特顿

刚刚赢得意大利议会选举的极右翼党魁梅洛尼在她的胜选宣言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不久之后,我们要点起火焰来见证二加二等于四,我们要拔出佩剑来证明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

  • 传统价值的守护者
  • 尊重民主,但认为法国大革命背叛了其出发点。
  • 对现代的新理念抱有怀疑。结合梅洛尼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到摒弃了女性的传统价值,摒弃了母爱的伟大。
  • 虽然他批评希特勒,但是在见穆索里尼的时候支持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对于法西斯主义抱有好奇心理,而不是坚决反对。

弗洛伊德论幽默

幽默是让人人自由的情绪。不同于精神病或者疯癫,面对人生的难,幽默不退缩,而是勇敢面对,但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幽默展现了自我的无所畏惧。